关于列夫·托尔斯泰,马原有一个说法,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小说史上争议最少的作家。我理解他的意思,这里所说的争议最少,指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也就是说,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,但似乎无人能够否认他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和第一流小说家的地位。一位小说家获得如此殊荣,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,列夫·托尔斯泰的名字虽说常常与荷马、莎士比亚、歌德并列,但人们似乎更喜欢把他与巴尔扎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比较。在这方面人类的天性中确有一种固执的可笑之处:是塞尚伟大,还是梵高更了不起,莫扎特与贝多芬孰优孰劣,如果不让他们见个高低,分个胜负,决个雌雄,似乎颇不甘心。敏感而自尊的普鲁斯特就认为,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(见《驳圣伯夫》)。他说:巴尔扎克的作品令人不愉快、装模作样,充满可笑之处,人类受到一个想写一部巨著的文学家的裁判,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却是受到一个安详的神道的裁判。
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,托尔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,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。
与普鲁斯特持相同看法的是海明威。海明威的自负是出了名的,屠格涅夫、莫泊桑之流也许根本不入他的法眼,他自称与巴尔扎克打了个平手,但对于托尔斯泰伯爵,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之较量。说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,两个人堪称一对冤家。俗话说,一山不容二虎。在同一个地方,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大师,彼此之间由于文人相轻的通病而导致互相鄙薄本属正常,比如前面提到的海明威与威廉·福克纳之间就很不太平。不过,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太多的猫腻。至少从表面来看,两位巨匠虽不能说相敬如宾,倒也相安无事。托尔斯泰曾对陀氏的妻子大为赞扬,并不无自嘲地感叹说,若是每个作家都能有那样一个贤惠的妻子,真不知道要多写多少部小说。言下之意,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着一部地写出那些传世之作,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。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为然,他说出“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”这样的话,显然有失厚道。相比之下,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较为谦虚一些。他不仅认为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是欧州文学中无双的精品,而且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。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捆在一起,并最终使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镜子,是后代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有意无意造成的。19世纪的俄国文坛,群星闪耀,大师层出不穷。但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位对后代的文学(小说)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作家,此人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。相反,列夫·托尔斯泰对后世影响最小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举世公认,加缪、卡夫卡、贝尔纳诺斯皆可以看成是陀氏的传人。卡夫卡在日记中承认,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自己日后的写作是一大发现。而在《罪与罚》与《审判》《城堡》之间,似乎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内在的联系。即使像果戈理、契诃夫一类的作家对俄国、西方乃至美洲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而要在西方找到一位托尔斯泰的真正门徒则绝非易事。记得在大学读外国文学,有关两人的高下优劣,几乎是换一个教师就会换一种说法。这与教师个人的趣味不无关系。喜欢现实主义传统的人,大都比较推重托尔斯泰;而喜欢现代派和所谓心理小说的先生则更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。而在国际学术界,几乎每隔五六年,风尚即为之一变,而两人的排序也随之沉浮。最近来了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,她问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。当我提起托尔斯泰的大名,她立即面露不屑之色,她说,在美国,托尔斯泰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了。我不知道她说的“过时”从何谈起,就立即讨教,不料她也说不清楚,最后一言以蔽之曰:托尔斯泰的“人道主义”是虚伪的。在我的学生中间,对托尔斯泰不屑一顾的也大有人在。有一次碰到一位学生,依我看他的导师是一名颇有学问的俄国文学专家,不知何故,该生却对恩师颇为不满,提出是否可以转到我的名下,让我给他指导。我问他为何要更换导师,他便列举了原导师的几个罪状,其中一条是:他竟然让我去读什么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可见,在这些言必称美国的学生们的头脑中,老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是一个不中用的古董了。我对他说,导师就不必换了。因为如果我当你的导师,第一本推荐的书恐怕还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有人说,杰作犹如大动物,它们通常都有平静的外貌。这个说法用于列夫·托尔斯泰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,显得安静而笨拙,沉稳而有力。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,也不热衷所谓的“形式感”,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。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,叙事雍容大度,气派不凡,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,情节的悬念,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;他的语言不事雕琢、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。所有上述这些特征,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,说它是浑然天成,也不为过。他在后世没有真正的传人,似乎一点也不奇怪。因为他的“风格”“技巧”不是很容易就能学到家的,一般来说,那些叙事风格、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家,后人学习起来还不至于无所依傍,如果有人打算从托尔斯泰那里偷一点雕虫小技学以致用,恐怕多半要失望,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,画虎不像反类狗也。胡适有句名言,叫做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,这句话用来表明个人的治学态度并无不可,但从文学史上来看,大凡是开了一代风气的作家,身后都有一长串追随者,自古以来,开风气者必为师,似乎也是一条定律。普鲁斯特、博尔赫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莫不如此。我这样说,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些大师们的意思。像荷马、莎士比亚、但丁、歌德、托尔斯泰、曹雪芹一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们各自时代留下一座纪念碑,刻下了标高,后来者高山仰止则可,刻意模仿却吃力不讨好,对于这类大师的学习,至多也是“养养气”而已。我们一般会说,《老人与海》《白鲸》有一点荷马的影子,《日瓦戈医生》有一点托尔斯泰的气象,但从来不会有人把海明威、麦尔维尔说成是荷马的学生,更不会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是托尔斯泰的再传弟子。因此,生活在托尔斯泰同时或稍后的作家是不幸的(但就这一点看,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十分了不起,他的身影始终未被托尔斯泰遮住),他的惟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另辟蹊径。高尔基曾把托尔斯泰称为“小神”,我想他这样说的动机是纯真的。不是为了宣传,而是出于匠人之间本能的崇拜。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“神启”之光,且不用说好的艺术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性质(譬如诗人在古埃及的文献中,是属于人神之间的那么一个角色,有点类似于信使),托尔斯泰本人的宗教热忱也让人望而生畏。有人说他本质上不信教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称之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宗教狂热分子。别的不说,当列夫·托尔斯泰随口说出“天国就在你们心中”这样一类的话时,无意间已多少带有一点耶稣的口吻了。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,这里也是随便说说,尽管列夫·托尔斯泰一生写了七百万字以上的小说,其中大部分都堪称杰作,但托尔斯泰本人似乎对第一流小说家的荣誉并不那么在乎。也就是说,驱使他写作的动机并不是做一个一流的小说家,而是他那野草般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惯性,再加上他那野牛一般的体力和过人的精力,小说只不过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个天然渠道。因此,我觉得他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也许更合适。在他的名作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中,列夫·托尔斯泰动不动就让精彩的故事突然中断,毫无顾忌地加入大段大段的议论和评述,尽管他的议论性文字不乏真知灼见,但对故事的流畅性和阅读效果而言,未尝不是一种损害。福楼拜也好,托马斯·曼也好,都对托尔斯泰这一做法感到不解,尤其是在《战争与和平》的第三部分,他为了塞进那些议论性的文字而不惜让整个故事“突然死亡”。其实,以列夫·托尔斯泰的睿智,他并非不知道这一写法会带来何种结果,他一意孤行,我行我素,说明整个写作活动已部分地脱离了作家的智慧的控制。反过来说,这种写法对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习惯,是一种必须。米兰·昆德拉认为小说有自身的智慧,它比作者本人的智力水平更高、更远,这种说法在列夫·托尔斯泰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。在托尔斯泰晚期的作品中,作家在思想性方面的探索走得更远,说得简单一点,就是钻进了牛角尖。如果换一种说法,那就是列夫·托尔斯泰试图代替上帝进行思考。《克莱采奏鸣曲》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安德烈·纪德曾经告诫人们,对于有些问题,以人类的智力,不宜推究得太深,米兰·昆德拉所谓“人类一思考,上帝就发笑”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,但对于列夫·托尔斯泰来说,他的思索、疑问是不分畛域、没有界限的,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更近乎歌德。后者曾有一句名言:“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,我都要在内心体味参详。”
他又借霍蒙苦鲁斯之口说出这样令人费解的话:“一个人连‘母亲’都敢探索,就再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。”(参见《浮士德》,董问樵 译)。托尔斯泰的政治理想,价值伦理和哲学思考固然因为在印度的实践而开出了花朵,结出了果实——甘地所奉行的和平主义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,并成为某种新的精神资源。但如用“不以暴力抗恶”或所谓的人道主义来概括托尔斯泰的思想,未免过于简单。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,也没有完全错。托尔斯泰一方面固然同情、关心农民,并一直设法让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,但他骨子里与农民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人,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,同时在内心深处对他们也有一种本能的蔑视,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贵族地位和优游的生活。他一生都在思考“得救”这个问题,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,幻想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天国。他既然说出了“天国在你们心中”这句有名的箴言,但仍无法克服内心巨大的矛盾与分裂,最后终于离家出走,死在了一个荒凉的小车站上。我认为,从本质上来说,托尔斯泰是一个“虚无主义者”。而他的合理身份也许还不只是一个思想家,倒更像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,关于这一点,托尔斯泰本人在忏悔录中说得十分明白: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,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,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,这是按这个词的本意来说的:
既非社会主义者,又非革命者(就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歪曲涵义而言);
虚无主义者,这就是说:
没有信仰。
陀思妥耶夫斯基说,“托尔斯泰是艺术之神”。他不讲技巧,他纯朴、真诚、刚毅,他用心灵而非头脑寻找善良,将自己的痛苦融进作品里每个人物血液中,并以一种英雄的沉着、一种可畏的仁慈心揭露了社会的罪恶。他的心灵如浩瀚无垠的海洋,他的著作同样如此,是人类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。罗曼·罗兰说,“《复活》是人间赞颂慈悲的唯美诗篇、诚挚诗篇”;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完美杰作;《战争与和平》是描绘俄罗斯历史的绚丽画卷,是勾勒俄罗斯性格的真实名片,不仅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,而且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。托尔斯泰著作的伟大不仅在于文学艺术本身,更在于其思想性,在于他对人类自身问题的深邃思考,这思考充满矛盾和痛苦。读他的作品显然不会是轻松愉快的,但却能在托翁那真诚而自然的叙述中洞察人性、审视自己。托尔斯泰的著作值得一读再读。
为此,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列夫·托尔斯泰最经典的最被人们所知的三部著作:《复活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战争与和平》,重读托尔斯泰,感受文学的原初的魅力。
伟大的著作需要优秀的翻译,否则就是暴殄天物。这套书依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权威版本全面校订,译文完整、准确。中国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草婴,耕耘二十载,独自完成列夫·托尔斯泰所有小说翻译。草婴感言:“我无愧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,也无愧于读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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